第三章 屯垦改地——汪应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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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应蛟，字潜夫，号登原，南直隶徽州府婺源段莘村人。初授南京兵部主事，后历任南京礼部郎中、兴泉宪副、济南参政、山西按察使、右都御史代天津巡抚与保定巡抚、工部右侍郎、兵部左侍郎，累迁至南京兵部尚书，加太子少保。
汪应蚊，授任南京兵部主事，曾任南京礼部郎中，经考核入京，恰逢吏部侍郎陆光祖与御史江东之等互相攻击，汪应蛟认为陆光祖不对，盲言上疏弹劾他，对政府有很多劝谏。经多次进升至山西按察使，在易州统兵，上书陈述矿使王虎贪婪横行的情形，皇帝没有答复。
倭将平秀吉兵围朝鲜，危及我国安全，朝廷派天津巡按领兵赴朝镇抚，升汪应蛟为右都御史代天津巡抚，屯兵驻防，保卫海疆。由于连年征战，军队的后勤供应非常紧张，百姓不堪重负，汪应蛟在日常巡查中，发现天津附近葛沽、白塘一带的土地，一片荒芜、径苇丛生。他想，这一带水源充足，若能将此荒废之地开垦为水田，不仅能改善军队的粮食供应，同时还能大大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。
为此，汪应蛟找来几位当地老人，询问他们“为什么这一大片地都荒芜了”。老人们告诉他：这些地是因为“斥卤不可耕”。汪应蛟经过调查分析，得出“地无水则碱，得水则润，若营作水田，当必有利”的结论。于是，他力排“盐碱地不能耕种”的“风土论”观点，决心一试。为减轻百姓过重缴纳军粮的负担，汪应蛟下令驻防兵丁2300人进驻葛沽、白塘一带，筑堤围田，开浚河渠，灌水洗碱，开始屯垦。
他吸取江浙治理盐碱地的经验，采取“一面滨河，三面开渠，与河水相通”的办法，四面筑堤以防水涝，开挖深渠利于排涝，利用海河一日两潮引水灌溉和排出盐碱。第一期垦田5000亩，其中水田2000亩，亩产粮四五石；旱田3000亩，亩产薯豆一二石。“岁得美谷盖二万石有奇”。汪应蛟首次屯垦，并创天津种植水稻之始获得成功，为当地大规模开发改造盐碱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。军民始信，闽浙治地之法可在北方推行，而各官也相信斥卤可尽变为膏腴。
在汪应蛟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推动下，天津田利大兴，大片的盐碱地得以开发成为良田，屯田范围逐步扩大到何家围、吴家嘴、双港、辛庄、盘沽、贺家围、东泥沽、西泥沽等地，分别以“求、仁、诚、足、愚、食、力、古、所、贵”十字编次其围田，人称“十字围”。开田数量达到“十八万亩，积谷无算”。每年获利饷银6万两，使天津财力大增，极大地改善了军粮供给和百姓的生活条件，并造就了津门著名的水利设施，福及子孙后代。
抗倭援朝战争胜利后，汪应蛟移调保定巡抚，时保定恰遭大旱蝗灾，粮食颗粒无收，造成饥民无数，畿民困敝，而矿税却有增无减，强行摊派，百姓苦不堪言。汪应蛟一面开仓赈灾，帮助饥民度过灾荒，一面上疏直言请尽罢矿税，减轻百姓负担。他说：“自去夏六月不雨至今，路馑相望，加以频值寇警，屡兴征讨之师，按丁增调，履亩加租，赋额视二十年前不啻倍之矣。疮痍未起，而采榷之害又生。不论矿税有无，概勒取之民间，此何理也。天下富室无己，奸人肆虐何极。指其屋而恐之曰‘彼有矿’，则家立破矣；‘彼漏税’则橐立罄矣，持无可究诘之说，用无所顾畏之人，蚩蚩小民，安得不穷且乱也。”在汪应蛟的力争下，神宗帝终下诏停矿税、释系囚、录建言谴谪诸臣。
汪应蛟官保定时，看到保定一带也是“荒土连封，蒿莱弥望”，对此情状，他认为“惟屯田可以足食”。于是，上疏朝廷，建议“开渠置堰，规以为田，可七千顷，顷得谷三百石”。此疏“得旨允行”，引之卓有成效。后来，汪应蛟为根本解决河北水利问题，又奏请“通渠筑防，量发军夫，一准南方水田之法行之。所部六府，可得田数万顷，岁益谷千万石，畿民从此饶给，无旱潦之患；即不幸漕河有梗，亦可改折于南，取籴于北”。这一建议得到了工部尚书杨一魁和神宗的称许。
只是后因神宗去世，明王朝走向衰落，使他的建议未能实现，但汪应蛟利用“易水可以溉金台，滹水可以溉恒山，溏水可以溉中山，滏水可以溉襄国。漳水来自邺下，……其他山下之泉，地中之水，所在而有，咸得引以溉田”之变河北为江南的设想，不失为一个宏远规划。不久，汪应蛟辞官归婺源故里。在居家的十九年里，他曾捐俸置义田五十亩，建“正经堂”，修“三贤祠”并讲学其中。
光宗即位，汪应蛟复起任南京兵部尚书。当时，东西战事又起，朝廷骤加赋银数百万，汪应蛟急上疏力诫，并列上十八个爱养民众得民心的事例，汪应蛟的上疏得到熹宗的嘉奖与采纳，加赋计划为之取消。接着，熊廷弼奏议加征饷银1200万两，用以镇压农民起义的军费开支，也被汪应蛟上疏阻止。
汪应蛟为人，忠诚正直有节操，把国当作自己的家，谨慎地收支、杜绝浪费，国家经济依仗他。皇帝的保姆客氏对墓地的要求超过了制度，汪应蛟坚持不给，于是得罪了皇帝，恰逢有人说他年老不能干事，他坚持请求退休，下诏加太子少保，用传车送回乡。辞别皇上，上疏陈述圣人的学说，引用宋代儒者的话，劝告戒备宦官、宫中妇女．很久以后，死在家中。汪应蛟为学主张诚敬，他做官居家、推辞接受全以道义作为标准，退居乡里后，谢绝世俗事务，常穿着粗麻布衣。
汪应蚊，授任南京兵部主事，曾任南京礼部郎中，经考核入京，恰逢吏部侍郎陆光祖与御史江东之等互相攻击，汪应蛟认为陆光祖不对，盲言上疏弹劾他，对政府有很多劝谏。经多次进升至山西按察使，在易州统兵，上书陈述矿使王虎贪婪横行的情形，皇帝没有答复。
倭将平秀吉兵围朝鲜，危及我国安全，朝廷派天津巡按领兵赴朝镇抚，升汪应蛟为右都御史代天津巡抚，屯兵驻防，保卫海疆。由于连年征战，军队的后勤供应非常紧张，百姓不堪重负，汪应蛟在日常巡查中，发现天津附近葛沽、白塘一带的土地，一片荒芜、径苇丛生。他想，这一带水源充足，若能将此荒废之地开垦为水田，不仅能改善军队的粮食供应，同时还能大大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。
为此，汪应蛟找来几位当地老人，询问他们“为什么这一大片地都荒芜了”。老人们告诉他：这些地是因为“斥卤不可耕”。汪应蛟经过调查分析，得出“地无水则碱，得水则润，若营作水田，当必有利”的结论。于是，他力排“盐碱地不能耕种”的“风土论”观点，决心一试。为减轻百姓过重缴纳军粮的负担，汪应蛟下令驻防兵丁2300人进驻葛沽、白塘一带，筑堤围田，开浚河渠，灌水洗碱，开始屯垦。
他吸取江浙治理盐碱地的经验，采取“一面滨河，三面开渠，与河水相通”的办法，四面筑堤以防水涝，开挖深渠利于排涝，利用海河一日两潮引水灌溉和排出盐碱。第一期垦田5000亩，其中水田2000亩，亩产粮四五石；旱田3000亩，亩产薯豆一二石。“岁得美谷盖二万石有奇”。汪应蛟首次屯垦，并创天津种植水稻之始获得成功，为当地大规模开发改造盐碱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。军民始信，闽浙治地之法可在北方推行，而各官也相信斥卤可尽变为膏腴。
在汪应蛟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推动下，天津田利大兴，大片的盐碱地得以开发成为良田，屯田范围逐步扩大到何家围、吴家嘴、双港、辛庄、盘沽、贺家围、东泥沽、西泥沽等地，分别以“求、仁、诚、足、愚、食、力、古、所、贵”十字编次其围田，人称“十字围”。开田数量达到“十八万亩，积谷无算”。每年获利饷银6万两，使天津财力大增，极大地改善了军粮供给和百姓的生活条件，并造就了津门著名的水利设施，福及子孙后代。
抗倭援朝战争胜利后，汪应蛟移调保定巡抚，时保定恰遭大旱蝗灾，粮食颗粒无收，造成饥民无数，畿民困敝，而矿税却有增无减，强行摊派，百姓苦不堪言。汪应蛟一面开仓赈灾，帮助饥民度过灾荒，一面上疏直言请尽罢矿税，减轻百姓负担。他说：“自去夏六月不雨至今，路馑相望，加以频值寇警，屡兴征讨之师，按丁增调，履亩加租，赋额视二十年前不啻倍之矣。疮痍未起，而采榷之害又生。不论矿税有无，概勒取之民间，此何理也。天下富室无己，奸人肆虐何极。指其屋而恐之曰‘彼有矿’，则家立破矣；‘彼漏税’则橐立罄矣，持无可究诘之说，用无所顾畏之人，蚩蚩小民，安得不穷且乱也。”在汪应蛟的力争下，神宗帝终下诏停矿税、释系囚、录建言谴谪诸臣。
汪应蛟官保定时，看到保定一带也是“荒土连封，蒿莱弥望”，对此情状，他认为“惟屯田可以足食”。于是，上疏朝廷，建议“开渠置堰，规以为田，可七千顷，顷得谷三百石”。此疏“得旨允行”，引之卓有成效。后来，汪应蛟为根本解决河北水利问题，又奏请“通渠筑防，量发军夫，一准南方水田之法行之。所部六府，可得田数万顷，岁益谷千万石，畿民从此饶给，无旱潦之患；即不幸漕河有梗，亦可改折于南，取籴于北”。这一建议得到了工部尚书杨一魁和神宗的称许。
只是后因神宗去世，明王朝走向衰落，使他的建议未能实现，但汪应蛟利用“易水可以溉金台，滹水可以溉恒山，溏水可以溉中山，滏水可以溉襄国。漳水来自邺下，……其他山下之泉，地中之水，所在而有，咸得引以溉田”之变河北为江南的设想，不失为一个宏远规划。不久，汪应蛟辞官归婺源故里。在居家的十九年里，他曾捐俸置义田五十亩，建“正经堂”，修“三贤祠”并讲学其中。
光宗即位，汪应蛟复起任南京兵部尚书。当时，东西战事又起，朝廷骤加赋银数百万，汪应蛟急上疏力诫，并列上十八个爱养民众得民心的事例，汪应蛟的上疏得到熹宗的嘉奖与采纳，加赋计划为之取消。接着，熊廷弼奏议加征饷银1200万两，用以镇压农民起义的军费开支，也被汪应蛟上疏阻止。
汪应蛟为人，忠诚正直有节操，把国当作自己的家，谨慎地收支、杜绝浪费，国家经济依仗他。皇帝的保姆客氏对墓地的要求超过了制度，汪应蛟坚持不给，于是得罪了皇帝，恰逢有人说他年老不能干事，他坚持请求退休，下诏加太子少保，用传车送回乡。辞别皇上，上疏陈述圣人的学说，引用宋代儒者的话，劝告戒备宦官、宫中妇女．很久以后，死在家中。汪应蛟为学主张诚敬，他做官居家、推辞接受全以道义作为标准，退居乡里后，谢绝世俗事务，常穿着粗麻布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