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十章 历仕三朝——彭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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彭时，字纯道，又字宏道，号可斋，庐陵安福人，明朝名臣、内阁首辅。状元及第，授翰林院修撰，次年即入阁参预机务，累官太常寺少卿兼侍读。英宗驾崩后，与阁臣李贤力争钱皇后名位，迁吏部右侍郎兼学士。在宪宗时期，接连升至兵部尚书、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，在李贤、陈文相继去世之后继任内阁首辅。钱皇后去世后，彭时与同僚商辂等据理力争，最终使其得以袝葬裕陵。固原盗乱时，反对派京军干涉都御史项忠的行动，累加吏部尚书、少保。获赠特进光禄大夫、左柱国、太师，谥号“文宪”，著有《彭文宪公笔记》《彭文宪公文集》《可斋杂记》等。
彭时，历仕英宗、代宗、宪宗三朝，为天顺、成化年间正直阁臣的杰出代表之一，他一生勤奋、忠于职守，辅政近三十年，持正不阿，与商辂齐名。自幼稳重嗜学，聪慧过人，等到年纪稍长后，随从叔伯研习《春秋》，学习举子的课业，博览群书，通晓经义，擅长做文章，下笔连续不断，文辞使人惊异。彭时乡试中举，又考中举人，并进入国子学学习，潜心学术，颇有时誉，时任国子祭酒李时勉对他寄予厚望。彭时参加会试，名列第三，廷试时，被英宗钦点为状元，状元及第后，被任命为翰林院修撰。
英宗在“土木之变”被俘，留守北京的朱祁钰在于谦等人支持下监国，令彭时与商辂入阁参预机务，他得知继母去世，于是极力推辞，代宗强迫其受命。彭时入仕一年多，就得以参预大政，实属罕见，不久，彭时升任翰林院侍读，并赐金带及五品官服。因瓦剌被击退，战事稍有平息，彭时获准回家守孝，但他因此也忤逆了代宗，守孝期满后，代宗命他到翰林院供事，不再参与内阁事务。
英宗复位，内阁首辅徐有贞及阁臣岳正、许彬也相继被罢免，英宗在文华殿召见彭时，说：“你不是朕所点的状元吗？”彭时叩头。第二天英宗仍命他入阁，兼翰林学士，英宗当时正信任李贤，多次单独召见他谈话，李贤推重彭时，退下后一定向他咨询。彭时常常引据大义，与他争论是否可行，有时甚至动了真气，李贤刚开始时有点不高兴，时间长了也就服他诚恳正直，说：“彭公，是真君子啊！”彭时与同僚李贤、吕原关系融洽，三人共处内阁，同心辅佐朝政。
慈寿太后获加尊号时，朝廷下诏布告天下，彭时想趁机请英宗推恩天下，李贤说一年之内不宜两次大赦，彭时说：“不是要大赦，应该行优待老人的制度，朝臣的父母，七十岁以上的应给与诰敕，百姓八十岁以上的给冠带，这才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。”李贤很赞赏他的建言，立即上奏实行。
英宗喜欢彭时的风度，在选取庶吉士时，命令李贤全部任用北方人，南方人一定要像彭时那样，才可任用。李贤对彭时说起这事，不久宦官牛玉宣读圣旨，彭时对牛玉说：“南方之士出于彭时之上的不少，怎能压制他们？”过后，选了十五人，南方人有六个在其中。锦衣卫指挥使门达陷害李贤时，英宗受到蛊惑，说：“罢免李贤，那将专用彭时了。”有人传出这句话，彭时大为吃惊，说：“李公有经世济国之才，怎可罢去？”极力为其申辩，并放言：“如果李贤被罢去，彭时不能独留。”英宗听到这话，对李贤的怒意才稍稍消解。
英宗病危，口述遗诏，包括确定后宫嫔妃的名份、不用嫔御殉葬等四件事，交给阁臣润色。彭时读完后，涕泪流下，抑制不住悲怆之情，宦官回来复命后，英宗也为之流涕。宪宗即位，彭时拟好两宫太后的尊号上呈，宦官夏时希求宪宗的生母周贵妃的旨意，说英宗原配钱皇后久病，不当称太后，而贵妃是宪宗生母，应该独上尊号。李贤说：“遗诏已有规定，何用多言？”彭时说：“李公的话很对。朝廷所以能够服天下，就在于正纲常。如果不这样，那将对圣德有不小的损害。”
过了一会儿，夏时又传出周贵妃的旨意说：“子为皇帝，母应为皇太后，难道有没有儿子却被称为皇太后的例子吗？宣德年间有过惯例。”李贤闻言，脸色骤变，看着彭时。彭时说：“今日之事与宣德年间的不同。胡皇后上表让位，退居别宫，所以在正统初年没有给她加尊。如今名分俱在，怎能相比？”夏时说：“即是如此，你们为何不起草让位的表文？”彭时说：“先帝在世时没有实行，现在谁敢起草？如果做人臣的曲意顺从，那将是万世罪人。”夏时厉声警告。
彭时拱手向天说：“太祖、太宗神灵在上，谁敢有二心？钱皇后无子，臣能谋到什么利益而为她争？臣所以不忍沉默，不过是想保全皇上圣德而已。如果皇上推及大孝之心，就应将两宫并尊为太后。”李贤也极力陈述，才定下此事。待到献上宝册时，彭时说：“两宫同称太后就没有分别，钱太后宜加两个字，以便称呼。”于是尊钱氏为慈懿皇太后，周贵妃为皇太后。
过了几天，宦官覃包到内阁说：“皇上的意思本也是这样，但迫于太后，不敢做主，如果不是二公力争，几乎误了大事。”之前，阁臣陈文沉默不语，听了覃包的话后，颇感惭愧。礼成之后，彭时升为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，并负责经筵事务。同年，宪宗命会昌侯孙继宗为监修官，彭时与李贤、陈文担任总裁官，开始编修《明英宗实录》。
内阁首辅陈文去世，彭时接任首辅，钱太后去世，周太后不愿钱太后与英宗合葬，宪宗命太监夏时与怀恩召集辅臣，商议钱太后的丧葬事宜。彭时首先进言：“钱太后与先帝合葬裕陵，神主祔入太庙，这是先帝的遗愿，早已定了的事，还有什么可议的？”
次日，宪宗再召彭时等重议此事，彭时仍坚持前议，宪宗说：“朕难道不知道你说的这些吗？朕只是担心钱太后一旦入葬，就会使母后难与先帝合葬。”彭时回答：“皇上对两宫太后都非常孝顺，圣德广为传闻。合乎礼仪，便能成全孝义之名。”内阁重臣商辂及大学士刘定之也相继劝说宪宗。宪宗说：“连母亲的命令都不听了，还能算孝顺儿子吗？”彭时向宪宗建议：“可以将钱太后葬于先帝之左，虚右位以待周太后将来。”
随后，彭时与商辂、刘定之联名上疏说：“太后作配先帝，正位中宫，陛下尊她为太后，下诏宣示天下。先帝全夫妇之伦，陛下尽母子之爱，都得大义。现在太后梓宫应当合葬裕陵，她的神主应当附祭太庙，这是无可更改之礼。近来听说要另择地埋葬太后，臣等实是心怀疑惧。我们私下以为陛下之所以迟疑，是因为考虑到当今皇太后万寿之后，应当与先帝同尊，因此担心二后并配先帝，不合祖宗之制。但考之古代，汉文帝尊生母薄太后，而吕后仍附祭长陵。宋仁宗追尊生母李宸妃，而刘后仍附祭太庙。现在如果陵庙之制稍有不合适，则会有背前人之美，受后人讥笑。”吏部尚书李秉、礼部尚书姚夔等九十九位廷臣也同意钱太后与英宗合葬。
宪宗仍担心违背周太后的意志，此后更发出为钱太后另择葬地的谕旨。姚夔等两百余名朝臣一起伏在文华门哭请，宪宗下令群臣止哭退去，群臣叩头拒命，声言：“不得到钱太后合葬的旨意，绝不敢退下。”自巳时跪至申时，宪宗与周太后无可奈何，这才听从了彭时等人的建议。
彗星出现于三台，彭时等人说：“外廷大政固然应当先处理，宫中根本尤为至急。谚语说‘子出多母’。现在嫔嫱众多，却没有怀孕的先兆。这一定是陛下爱有所专，而专宠的人已过了生育年龄的缘故。望陛下均恩爱，为宗社着想。”当时宪宗专宠万贵妃，而贵妃年已近四十，所以彭时这么说，他又说：“大臣黜退，应该由陛下决定，或者集中群臣商议，不可都交给臣下，使大权旁落。”宪宗虽不能听从，但心中称赞他的忠诚。
西北土官满四率众起事，自署“招贤王”，数月即聚众数万，关中震动。都御史项忠奉命讨伐满四，项忠初战不利，朝廷建议命抚宁侯朱永率京军前往，朱永故意为难，提出许多要求。彭时讨厌他胃口张得太大，并推测军队可不用出发，便令整装以待。正好项忠飞报朝廷，说已把贼人围在石城，宪宗派宦官怀恩、黄赐与兵部尚书白圭、程信等人到内阁讨论，彭时说：“贼人四出攻掠，锋芒诚然不可阻挡。现在他们入石城自保，我军包围得很坚固，他们不过是困兽，很容易擒获。”程信说：“怎么知道项忠不会退兵？”彭时说：“他已部署妥当，为什么自退？如果现在出兵，估计什么时候到？”程信说：“来年春天。”彭时说：“这样的话，更加缓慢了，不顶事。事情的成败，就在十二月决定了。”程信恼怒，恐吓道：“项忠如果失败了，一定要杀一两个人，然后出兵。”众人都很担心，问彭时有什么见解。彭时说：“看项忠奏疏中曲折，知道他很能干。如果他听说另派禁军去，则可能会退避不敢负责，这样贼人就难说了。”当时只有商辂赞同他的话。到同年冬，叛乱果然被讨平，众人这才信服，旋即改任为吏部尚书。
彭时因患病请假，过了三个月，宪宗催他到内阁办事，免予朝参。彭时上疏说：“光禄寺采办，各个城门抽税，都严重搜刮，而献上珍珠宝石的人，又加倍估算它的价值，掠取国库财物。请革除这些弊端，以惠小民。”宪宗优诏褒奖他，并采纳了他的建议。畿辅地区以及山东、河南干旱，彭时请免除夏税和盐钞，以及太仆寺索赔损失的官马，京师米贵，请发出仓库储米五十万石来平卖，宪宗都听从了。彭时以旧臣受到倚重，遇有事情他都极力争执，毫不回避。而那时候宪宗怠于政事，大臣很少得到召见。万安同在内阁，交结显贵的宦官和外戚，使君臣上下隔绝，彭时颇为担扰。
彭时再次发病，又请求致仕，宪宗安慰挽留，彭时无法离去。彗星再次出现，彭时因而上书论关于为政之本的七件事：不要惑于佛事，浪费金钱；传圣旨专门委任司礼监，不要再任别的人，以防作弊；召见大臣议论政事；对近幸之人赐给太多，工匠冒官太滥，而犯重罪判死刑和流放的人，又不尽合法，应戒除滥加刑赏；虚心接受劝谏，不要厌恶恳切的直言；告诫廷臣不要模棱两可，凡是政令失当，应该直言论奏；清理牧马草地，减少权势要人的庄田。这些意见都切中时弊。
宁晋伯刘聚为他的从父太监刘永诚请求封号和谥号，并请赐给祠堂匾额，礼部引惯例驳回。宪宗特赐“褒功”匾额，命内阁拟好封谥，彭时等人说：“如果给刘永诚封谥，将来守边的宦官都援引此例来要求，变更祖宗之法就是从今日开始了。”有人援引北宋权宦童贯封王之事，彭时说：“童贯封王在宋徽宗末年，怎能是盛世之事？”此事于是被搁置。
彭时常常因为有灾变而上书，他的奏疏有的留中不发，有的发下有关部门，又多被阻隔，彭时因此郁郁不得志，他共休假七次，宪宗总是命御医去给他看病，还多次派宦官赏赐给他财物。彭时病逝，终年六十岁，临终时对前来问候的从弟说：“生死是常理，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。只是冒居高位，上不能报国，下不能终养老父，这是我愧疚的。”最终没有一句话提及家事。宪宗闻讯后，非常哀伤惋惜，为他辍朝一日，追赠特进光禄大夫、左柱国、太师，谥号“文宪”，另赐钞一万贯，命有关部门予以安葬，任命其子彭颐为尚宝司丞。
彭时为立朝三十年，孜孜奉国，刚直敢言，持正稳重，务以大局为重，是明代天顺、成化年间正直阁臣的杰出代表之一。
彭时，历仕英宗、代宗、宪宗三朝，为天顺、成化年间正直阁臣的杰出代表之一，他一生勤奋、忠于职守，辅政近三十年，持正不阿，与商辂齐名。自幼稳重嗜学，聪慧过人，等到年纪稍长后，随从叔伯研习《春秋》，学习举子的课业，博览群书，通晓经义，擅长做文章，下笔连续不断，文辞使人惊异。彭时乡试中举，又考中举人，并进入国子学学习，潜心学术，颇有时誉，时任国子祭酒李时勉对他寄予厚望。彭时参加会试，名列第三，廷试时，被英宗钦点为状元，状元及第后，被任命为翰林院修撰。
英宗在“土木之变”被俘，留守北京的朱祁钰在于谦等人支持下监国，令彭时与商辂入阁参预机务，他得知继母去世，于是极力推辞，代宗强迫其受命。彭时入仕一年多，就得以参预大政，实属罕见，不久，彭时升任翰林院侍读，并赐金带及五品官服。因瓦剌被击退，战事稍有平息，彭时获准回家守孝，但他因此也忤逆了代宗，守孝期满后，代宗命他到翰林院供事，不再参与内阁事务。
英宗复位，内阁首辅徐有贞及阁臣岳正、许彬也相继被罢免，英宗在文华殿召见彭时，说：“你不是朕所点的状元吗？”彭时叩头。第二天英宗仍命他入阁，兼翰林学士，英宗当时正信任李贤，多次单独召见他谈话，李贤推重彭时，退下后一定向他咨询。彭时常常引据大义，与他争论是否可行，有时甚至动了真气，李贤刚开始时有点不高兴，时间长了也就服他诚恳正直，说：“彭公，是真君子啊！”彭时与同僚李贤、吕原关系融洽，三人共处内阁，同心辅佐朝政。
慈寿太后获加尊号时，朝廷下诏布告天下，彭时想趁机请英宗推恩天下，李贤说一年之内不宜两次大赦，彭时说：“不是要大赦，应该行优待老人的制度，朝臣的父母，七十岁以上的应给与诰敕，百姓八十岁以上的给冠带，这才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。”李贤很赞赏他的建言，立即上奏实行。
英宗喜欢彭时的风度，在选取庶吉士时，命令李贤全部任用北方人，南方人一定要像彭时那样，才可任用。李贤对彭时说起这事，不久宦官牛玉宣读圣旨，彭时对牛玉说：“南方之士出于彭时之上的不少，怎能压制他们？”过后，选了十五人，南方人有六个在其中。锦衣卫指挥使门达陷害李贤时，英宗受到蛊惑，说：“罢免李贤，那将专用彭时了。”有人传出这句话，彭时大为吃惊，说：“李公有经世济国之才，怎可罢去？”极力为其申辩，并放言：“如果李贤被罢去，彭时不能独留。”英宗听到这话，对李贤的怒意才稍稍消解。
英宗病危，口述遗诏，包括确定后宫嫔妃的名份、不用嫔御殉葬等四件事，交给阁臣润色。彭时读完后，涕泪流下，抑制不住悲怆之情，宦官回来复命后，英宗也为之流涕。宪宗即位，彭时拟好两宫太后的尊号上呈，宦官夏时希求宪宗的生母周贵妃的旨意，说英宗原配钱皇后久病，不当称太后，而贵妃是宪宗生母，应该独上尊号。李贤说：“遗诏已有规定，何用多言？”彭时说：“李公的话很对。朝廷所以能够服天下，就在于正纲常。如果不这样，那将对圣德有不小的损害。”
过了一会儿，夏时又传出周贵妃的旨意说：“子为皇帝，母应为皇太后，难道有没有儿子却被称为皇太后的例子吗？宣德年间有过惯例。”李贤闻言，脸色骤变，看着彭时。彭时说：“今日之事与宣德年间的不同。胡皇后上表让位，退居别宫，所以在正统初年没有给她加尊。如今名分俱在，怎能相比？”夏时说：“即是如此，你们为何不起草让位的表文？”彭时说：“先帝在世时没有实行，现在谁敢起草？如果做人臣的曲意顺从，那将是万世罪人。”夏时厉声警告。
彭时拱手向天说：“太祖、太宗神灵在上，谁敢有二心？钱皇后无子，臣能谋到什么利益而为她争？臣所以不忍沉默，不过是想保全皇上圣德而已。如果皇上推及大孝之心，就应将两宫并尊为太后。”李贤也极力陈述，才定下此事。待到献上宝册时，彭时说：“两宫同称太后就没有分别，钱太后宜加两个字，以便称呼。”于是尊钱氏为慈懿皇太后，周贵妃为皇太后。
过了几天，宦官覃包到内阁说：“皇上的意思本也是这样，但迫于太后，不敢做主，如果不是二公力争，几乎误了大事。”之前，阁臣陈文沉默不语，听了覃包的话后，颇感惭愧。礼成之后，彭时升为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，并负责经筵事务。同年，宪宗命会昌侯孙继宗为监修官，彭时与李贤、陈文担任总裁官，开始编修《明英宗实录》。
内阁首辅陈文去世，彭时接任首辅，钱太后去世，周太后不愿钱太后与英宗合葬，宪宗命太监夏时与怀恩召集辅臣，商议钱太后的丧葬事宜。彭时首先进言：“钱太后与先帝合葬裕陵，神主祔入太庙，这是先帝的遗愿，早已定了的事，还有什么可议的？”
次日，宪宗再召彭时等重议此事，彭时仍坚持前议，宪宗说：“朕难道不知道你说的这些吗？朕只是担心钱太后一旦入葬，就会使母后难与先帝合葬。”彭时回答：“皇上对两宫太后都非常孝顺，圣德广为传闻。合乎礼仪，便能成全孝义之名。”内阁重臣商辂及大学士刘定之也相继劝说宪宗。宪宗说：“连母亲的命令都不听了，还能算孝顺儿子吗？”彭时向宪宗建议：“可以将钱太后葬于先帝之左，虚右位以待周太后将来。”
随后，彭时与商辂、刘定之联名上疏说：“太后作配先帝，正位中宫，陛下尊她为太后，下诏宣示天下。先帝全夫妇之伦，陛下尽母子之爱，都得大义。现在太后梓宫应当合葬裕陵，她的神主应当附祭太庙，这是无可更改之礼。近来听说要另择地埋葬太后，臣等实是心怀疑惧。我们私下以为陛下之所以迟疑，是因为考虑到当今皇太后万寿之后，应当与先帝同尊，因此担心二后并配先帝，不合祖宗之制。但考之古代，汉文帝尊生母薄太后，而吕后仍附祭长陵。宋仁宗追尊生母李宸妃，而刘后仍附祭太庙。现在如果陵庙之制稍有不合适，则会有背前人之美，受后人讥笑。”吏部尚书李秉、礼部尚书姚夔等九十九位廷臣也同意钱太后与英宗合葬。
宪宗仍担心违背周太后的意志，此后更发出为钱太后另择葬地的谕旨。姚夔等两百余名朝臣一起伏在文华门哭请，宪宗下令群臣止哭退去，群臣叩头拒命，声言：“不得到钱太后合葬的旨意，绝不敢退下。”自巳时跪至申时，宪宗与周太后无可奈何，这才听从了彭时等人的建议。
彗星出现于三台，彭时等人说：“外廷大政固然应当先处理，宫中根本尤为至急。谚语说‘子出多母’。现在嫔嫱众多，却没有怀孕的先兆。这一定是陛下爱有所专，而专宠的人已过了生育年龄的缘故。望陛下均恩爱，为宗社着想。”当时宪宗专宠万贵妃，而贵妃年已近四十，所以彭时这么说，他又说：“大臣黜退，应该由陛下决定，或者集中群臣商议，不可都交给臣下，使大权旁落。”宪宗虽不能听从，但心中称赞他的忠诚。
西北土官满四率众起事，自署“招贤王”，数月即聚众数万，关中震动。都御史项忠奉命讨伐满四，项忠初战不利，朝廷建议命抚宁侯朱永率京军前往，朱永故意为难，提出许多要求。彭时讨厌他胃口张得太大，并推测军队可不用出发，便令整装以待。正好项忠飞报朝廷，说已把贼人围在石城，宪宗派宦官怀恩、黄赐与兵部尚书白圭、程信等人到内阁讨论，彭时说：“贼人四出攻掠，锋芒诚然不可阻挡。现在他们入石城自保，我军包围得很坚固，他们不过是困兽，很容易擒获。”程信说：“怎么知道项忠不会退兵？”彭时说：“他已部署妥当，为什么自退？如果现在出兵，估计什么时候到？”程信说：“来年春天。”彭时说：“这样的话，更加缓慢了，不顶事。事情的成败，就在十二月决定了。”程信恼怒，恐吓道：“项忠如果失败了，一定要杀一两个人，然后出兵。”众人都很担心，问彭时有什么见解。彭时说：“看项忠奏疏中曲折，知道他很能干。如果他听说另派禁军去，则可能会退避不敢负责，这样贼人就难说了。”当时只有商辂赞同他的话。到同年冬，叛乱果然被讨平，众人这才信服，旋即改任为吏部尚书。
彭时因患病请假，过了三个月，宪宗催他到内阁办事，免予朝参。彭时上疏说：“光禄寺采办，各个城门抽税，都严重搜刮，而献上珍珠宝石的人，又加倍估算它的价值，掠取国库财物。请革除这些弊端，以惠小民。”宪宗优诏褒奖他，并采纳了他的建议。畿辅地区以及山东、河南干旱，彭时请免除夏税和盐钞，以及太仆寺索赔损失的官马，京师米贵，请发出仓库储米五十万石来平卖，宪宗都听从了。彭时以旧臣受到倚重，遇有事情他都极力争执，毫不回避。而那时候宪宗怠于政事，大臣很少得到召见。万安同在内阁，交结显贵的宦官和外戚，使君臣上下隔绝，彭时颇为担扰。
彭时再次发病，又请求致仕，宪宗安慰挽留，彭时无法离去。彗星再次出现，彭时因而上书论关于为政之本的七件事：不要惑于佛事，浪费金钱；传圣旨专门委任司礼监，不要再任别的人，以防作弊；召见大臣议论政事；对近幸之人赐给太多，工匠冒官太滥，而犯重罪判死刑和流放的人，又不尽合法，应戒除滥加刑赏；虚心接受劝谏，不要厌恶恳切的直言；告诫廷臣不要模棱两可，凡是政令失当，应该直言论奏；清理牧马草地，减少权势要人的庄田。这些意见都切中时弊。
宁晋伯刘聚为他的从父太监刘永诚请求封号和谥号，并请赐给祠堂匾额，礼部引惯例驳回。宪宗特赐“褒功”匾额，命内阁拟好封谥，彭时等人说：“如果给刘永诚封谥，将来守边的宦官都援引此例来要求，变更祖宗之法就是从今日开始了。”有人援引北宋权宦童贯封王之事，彭时说：“童贯封王在宋徽宗末年，怎能是盛世之事？”此事于是被搁置。
彭时常常因为有灾变而上书，他的奏疏有的留中不发，有的发下有关部门，又多被阻隔，彭时因此郁郁不得志，他共休假七次，宪宗总是命御医去给他看病，还多次派宦官赏赐给他财物。彭时病逝，终年六十岁，临终时对前来问候的从弟说：“生死是常理，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。只是冒居高位，上不能报国，下不能终养老父，这是我愧疚的。”最终没有一句话提及家事。宪宗闻讯后，非常哀伤惋惜，为他辍朝一日，追赠特进光禄大夫、左柱国、太师，谥号“文宪”，另赐钞一万贯，命有关部门予以安葬，任命其子彭颐为尚宝司丞。
彭时为立朝三十年，孜孜奉国，刚直敢言，持正稳重，务以大局为重，是明代天顺、成化年间正直阁臣的杰出代表之一。